地款呢。”沙正阳笑了起来。

“哼，那不是咋地？我也说过就该扣下来抵，凭啥酒厂搞不动了就要抵给我们村里，前几年红火的时候咋没说抵给我们呢？”高柏山气哼哼的道。

在酒厂的问题上，镇上和红旗村、东方村两个村闹得很不愉快，红旗村甚至提出要和南渡镇政府对簿公堂，虽然只是一句话，但也足以说明为这件事情闹得多么厉害了。

正如高长松在和孔令东争执时所说的那样，这涉及到村上的资产，不能由你镇上一句话就抵给村里，红旗村和东方村拿着这个酒厂没用，这本来也不是村上的企业，而是镇上的企业，两个村也没有这个能耐来经营这个酒厂。

但闹归闹，下级服从上级，最终还是抵给了两个村，自然而然两个村多年积欠下来的征地补偿款和租地款也就变成股权，这让两个村的两委都是气愤难平却又无可奈何。

现在酒厂还欠外面粮食款、电费、煤款接近六十万元，这笔欠款乡工业公司同意承担，但是表示目前还只能欠着，没钱来支付这些欠款。

见高柏山对自己的话并没有太在意，沙正阳也就不再多言。

他知道这种事情肯定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楚的，人家也不会轻易相信自己所言，甚至连自己也没有多少把握，只是有那么一个想法而已。

话题重新回到了关于甄选几名在带领群众致富的共产党员代表上来，高柏山要比高长松好说话得多，两个人讨论了一阵，总算是选出了那么两三个合适的人选。

比如红旗五组的党员董秋堂自己开了一个苗圃养花草，然后把种花技术交给周围几户邻居，现在几个邻居都跟着他种花，而且还跟着他一道去市里边帮着搞绿化挣钱。

沙正阳觉得这个典型很不错，自己有一手种植花草技术，但是却没有敝帚自珍，而是带动周围邻居一道致富，尤其是有一家还是残疾人，为此原本家里一贫如洗，去年居然买上了电视机和洗衣机，这个事例很有亮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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