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这些案件里，有人当场被捕获，审讯后承认自己是南京政权特工总部属下的“某个”政治组织的成员。蒲素在徐恩佐他们的交代里，也明显反映出了76号参与了这些暗杀和恐怖活动。

只不过，这三个人的经历有些不同。

《申报》馆的第二次爆炸案发生在1940年2月，是在之前的一次未遂爆炸案之后。恐怖分子使用了木柄手榴弹，造成了严重伤害，但所幸没有造成死亡。

第三起爆炸案是件古怪而又拙劣的手段。3月6日，工部局警务处的一个华籍巡捕在汉口路与山东路的转角处发现3颗木柄手榴弹，手榴弹用报纸仔细地包裹着。

后来发现，这是汉口路309号即《申报》馆所在地隔壁屋顶上一个中国人扔下来的，而手榴弹则一颗也没有爆炸。

有人推测，他们将手榴弹扔在那里，可能是想恐吓进出报馆的工作人员。另一些人则认为，这可能是为了报复一星期前，亲汪伪的《平报》社遭到炸弹袭击之事。

或者是因为《申报》就伪中央储备银行开设之后导致的当地财政状况的问题，发表了一篇尖锐的分析文章，才受到这一惩罚。

不管其真正原因是什么，这起事件导致警方在附近增加了巡逻。并且就在当天，巡捕们当场擒获了一个21岁的“暴徒”和前伪警察，当时他正要向河南路与山东路转角处的一家报馆扔手榴弹。这个名叫田良的恐怖分子被逮住时，手榴弹的拉环还套在其手指上。

田良在当南市和浦东的警察之前是个农民，一个月以前参加了陈私博的特工总部。在星期天的未遂炸弹案中，他与另两个同谋每人获得20元。而在星期一的袭击中，他获得了 50元。这两次行动便是他为极司非尔路 76号效劳的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任务。

假如说，炸《申报》馆的行动并未奏效，那么针对它的暗杀活动则颇为有效。黑名单上最突岀的名字之一是金华亭，《申报》的中国编辑。

2月2日上午4时30分，金华亭走岀爱多亚路上的一家舞厅。有一个打扮得像是其保镖的男子趋前向他开了 3枪，分别打在前额、腹部和右胁。金华亭立即倒地，死在人行道上。

刺客是汪精卫政府特工总部的成员；而杀死《大美晚报》编辑朱惺公和程振章的，也是伪特工总部的人。

当然，绑架更是经常发生。迄于4月19日，已有15名中国记者被南京方面的恐怖分子所绑架。其中包括《申报》的广告部经理和两份著名的亲重庆报纸的编辑。

而报纸、法院、银行，这三个斗法最为严重的敏感地点，除了报纸之外，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法官，原来是由常凯申政府任命的。

尽管敌伪方面想方设法使之丧失信誉，但是在战时首都迁至重庆之后，所有这些法官实际上仍然忠于国民政府。而最为坚定者则是钱鸿业，他是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刑庭庭长，被认为是唯一一个敢于在法庭上公正处理政治犯的法官。

1939年7月29日中午，钱法官被一个不知名的枪手暗杀在威海卫路与福煦路的转角处。很少有人会不去怀疑这是极司非尔路76号的杰作。

同年9月，“76号”发给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法官、法庭翻译和其他官员们一封信，署名“国民党反赤党”，其部分内容为

“中国今天与日本之战已无希望。英国政府从中国撤走军队一事表明，他们已经认清了中国的真正形势。美国驻沪海军无力采取行动，或者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任何事情。与我们合作，共建中国的和平，结束这次血腥战争。我们敦促你们在一星期内向极司非尔路76号报到，你们将会受到热烈的欢迎。假如你们不这样做，那么第三者将会加害于你们。”

这封恐吓信导致的结果是，法官们将北浙江路的法院当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