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天晚上是“长爱”的摇滚专场，六支乐队站在一起，发色能凑出一道彩虹——相比之下，唐蘅蒋亚他们已经很像正常人了。

他们排在第四位，上场时正是气氛最热烈的时候。台下密密麻麻挤满了人，一个个跟着节奏摇头晃脑。安芸用发胶把一头短发抓得又黑又亮，蒋亚则戴了对骚气的金属耳钉，一边奋力打鼓，一边冲台下的女孩儿们抛媚眼。他们的第一首歌是改编过的《alltheyoungdudes》，鼓点密集，声嘶力竭，也还带着华丽摇滚的那股颓靡劲儿，这是美国70年代同志运动的“国歌”。

唐蘅唱得整件t恤都湿透了，嘴唇泛着近乎干涸的红，在一波接一波的“安可”声中，他们下了台，每个人都像从水里捞出来的。

“今晚得劲儿啊，”蒋亚气喘吁吁地，“唐蘅，就他妈反常。”

安芸点点头，又摆摆手，仰头灌下一整瓶矿泉水，才说：“绝对有事儿。”

蒋亚凑到唐蘅身边：“今儿下午，你去哪了？”

唐蘅捞起t恤下摆擦汗，没理他。

“你别装啊，”安芸也说，“唱得跟他妈上了发条似的，不知道的以为你被哈佛录取了呢。”

“哎，不会是，阿姨同意你出国了？”

唐蘅瞥他们一眼，心知今天不给个答案，这两人绝对没完。想了想，唐蘅说：“我做了个决定。”

“是，决定出国嘛，下午说了，”安芸小声嘀咕，“你妈那边过得去？”

“不是这件事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我们把专辑做出来吧。”

蒋亚怔了几秒，然后一把搂住唐蘅：“好啊！！！”

安芸却没笑，眉头蹙起来：“真要做啊？”

他们早就有过做专辑的想法——毕竟作为一个玩票性质的乐队，若能做出一张专辑，应当就是对乐队最好的留念了。然而专辑这东西并不是有钱就能做好的，虽然安芸擅长编曲，而他们又不缺钱，足以租到全武汉最好的录音棚。

但是做专辑——做什么呢？他们的乐队名叫“湖士脱”，oodstock的音译，也就是1969年那场四十万人参加的音乐节。除此之外，“湖”是乐队成立在东湖边，“士”是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“脱”是蒋亚起的，原本是“托”，他嫌这字太正经，表现不出他浪荡滥情的气质——安芸说，这乐队有蒋亚，算是脏了。

总之，他们成立乐队的时候没想太多，起名的时候也没想太多，一致通过的发展理念是“意思意思得了”，反正开心最重要。

那应该做什么专辑呢？摇滚精神讲的是叛逆和反抗，安芸说，要么咱先写首支持同性恋的，嘿嘿，也算切身体会吧！蒋亚反驳道，你们切身个屁，对象都没有。蒋亚说，还是写首关于留守儿童的，我小时候就是留守儿童啊，一年到头见不着爹妈。安芸冷笑，对，坐在400平的别墅里，身边围着五个保姆的留守儿童。

他们就这样提过几次做专辑的事，都以插科打诨和拳脚相加结束了。

“你真的想做啊？”安芸疑惑道，“怎么突然想起来了。”

唐蘅把汗湿的马尾绕了几圈，胡乱团成个丸子头，“因为我唱歌好听。”

安芸：“……”

蒋亚一拍大腿：“有道理！唐蘅你快想想，咱第一首歌是什么主题的？”

唐蘅沉默片刻，认真地说：“你就不要写歌词了吧。”

“干嘛，什么意思，”蒋亚瞪眼，“歧视二本学生呗？”

“我不是针对你们学校……”唐蘅顿了一下，“我就是针对你。”

蒋亚：“能不能聊了！”

安芸在旁边笑得飞出眼泪，好不容易收住了，把蒋亚拽到自己身旁。

“你就别在这添乱了，听我的，他……”